明代(公元1368—1644年)在我国养猪业曾遭受一次洗劫，成为养猪史上的唯一暴政。如明正德十四年(公元l520年)曾有旨禁止人民养猪．违者永远充军，以俗呼为国姓(明代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旬日之间，远近尽杀，减价贱售，小猪埋弃，一时骇异。《万安县志》记载：“正德中，禁天下畜猪，一时埋弃俱尽。陈氏穴地养之，遂传其种。”说明统治者无论如何总阻抑不了劳动人民养猪的传统，陈氏穴地养猪的事例，有力地证实了劳动人民为了保存猪种，与统治者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使得养猪的优良传统，仍旧得到继承与发展。
在劳动人民与统治者不断斗争下，养猪业在发展上曾一度受到影响，但在正德以后又很快获得普遍的发展。
明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如世界闻名的我国科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总结了劳动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本草纲目．兽部．豕》中讲道：“[时珍日]猪天下畜之而各有不同：生青、充、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辽东者头白；生豫州者口皋短；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生岭南者白而极肥。”这一记述，生动的描绘了我国各地丰富多采的猪种资源情况及其生态特点，说明各著名产区的猪种，都有它体型上的特征和生理上的特性。论述中特别称赞华南广东的猪种(即产于岭南者)白而极肥，对我国这一著名的良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番禺续志》(番禺是广东省广州市的古称)载：“当地养猪，均以煮熟番薯、番瓜、红苋菜等和糟饲之，故其肉肥美。”在《北流县志》和《郁林郡志》(指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陆川、博白、北流、贺县而言)对陆川猪也有记载：“豕用薯、芋苗和米麦糠等饲之，大者可至二、三百斤。”这些华南型的两广猪种骨骼细致、早熟易肥、肉质嫩美、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好养，故很早就扬名海外。明代我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郑和七次远航，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各国建立了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增进了了解，为日后我国猪种的远航奠定基础。
清代(公元l644——l911年)从顺治帝福临入关到辛亥革命灭亡为止，共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养猪业还是发达的。据查证，全国各府(包括台湾府在内)，州、县的方志中，大体上都把猪作为“物产”列了进去。而且一些特产名贵猪种。记载的更为详尽。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养猪业也最发达，在清代有关四川养猪的记载也较多，现存清代刊印的各府、州、县地方志，几乎都把猪列为“物产”之一，如同治四年修的《荣昌县志》即把荣昌白猪列为特产。这一时期对于边远地区的猪种资源，也进行了摸底，并记载在方志或见闻、杂记一类的书中。如清盛绳祖《卫藏识略》说：藏区“猪颇小，至大亦不超过五十斤。”清余庆远《维西见闻记》说：滇西么些族以“多畜牛、马、羊及琵琶猪为富。”又据清滇南山长白石撰《滇海虞衡志》说：“蛮俗养豕至多，未有囚而豢於室者。故其产益蕃。……巨者乃数百斤。割而腊之，为琵琶形，日琵琶猪。蛮女争负而贸于客，此丽江之俗也。而其他自夷地赶把猪以市於大城及各街子者，尤不可纪亟。”这是云南的特产，也说明当时边远地区养猪是兴旺发达的。
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在十八世纪(约当1770—1780年间)时，中国猪(广东猪种)被引入到英国，与当地(约克郡和巴克郡)土猪进行杂交而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和巴克夏猪。公元1816—1817年又被美国引去，与当地猪交配而育成了波中猪和拆斯特白猪。
在养猪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效，如乾隆年间什邡人张宗法的《三农纪》。杨山山的《豳风广义》，其养猪部分，比之前代著作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对于选种、饲养、疾病防治，都把本地区的经验总结了进去。专门论述兽医的《猪经大全》，约在清光绪十九年之前撰写的．讲述猪病治疗方法，一共有五十种猪病，有病状及处方，并且还有插图说明。此外清末陈梅坡曾译《养猪法》一书，是在吸收国外养猪经验而加以编译而成的。
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至解放前夕，我国养猪事业不是发展而是后退的。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的结果。近百年来养猪业和农业生产一样，产量不是上升而是急剧下降。连年战争、灾害和疾病流行，猪只遭到严重摧残。从《方志》上的记载几乎每年在不同的地区都有猪瘟等的大流行。在瘟疫的流行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必然会使猪的头数大为降低。据统计：宣统二年(1910年)收猪肉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九一五年以后，猪、牛、羊的肉厘总共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元左右，一九二二年以后，更降到了五十来万元。养猪业的发展从清末到解放前夕都是一厥不振，养猪业是一片衰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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