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业从“无形”到“有形”调控的破局之路

在时代发展进程中，中国生猪产业处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其重要性不容小觑。猪肉作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与民生福祉及经济平稳运行紧密相关。然而，长期以来，生猪产业受周期性波动影响，价格波动剧烈，给养殖户、企业以及消费者均带来诸多困扰。

曾经，生猪产业主要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运行。在传统市场经济模式下，价格信号是调节供需的关键因素，形成 “价高补栏 — 价跌淘汰” 的周期性波动规律。当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捕捉到商机，纷纷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生猪存栏量；价格下跌、利润减少甚至亏损时，养殖户不得不淘汰部分产能。这种看似自然的调节机制存在显著滞后性，通常要等到养殖业亏损面超过 60% 时，才会触发快速减产行动，期间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巨大。

非洲猪瘟的爆发成为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次疫情对生猪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大量中小散户因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而被淘汰出局。曾经被视为调节周期重要力量的 “家庭农场、散养户” 调控能力大幅减弱。与此同时，规模化发展加速，生猪产能常年处于饱和状态，使得这一 “调节力量” 难以恢复补充，生猪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在此背景下，“有形调控” 应运而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稳定产业、引导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自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确定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指标的调控方案，明确 4100 万头的能繁母猪正常存栏量标准，到 2024 年根据全国生猪生产力的提升情况，修订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至 3900 万头，一系列政策举措彰显国家对生猪产业调控的决心和力度。这些政策旨在通过对能繁母猪存栏量的精准调控，从源头上稳定生猪产能，进而平抑猪周期波动。

一、追溯：“无形大手” 的过往与局限

（一）“无形大手” 的调控轨迹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生猪产业发展遵循市场自然规律，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市场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捕捉到盈利机会，便增加养殖投入，购买仔猪，扩大养殖规模，期望获取丰厚收益。这种大规模补栏行为使生猪存栏量迅速上升，市场生猪供应量逐渐增加。

然而，市场变化难以预测。随着生猪供应量不断增加，市场供过于求，猪肉价格开始下跌。此时，养殖户面临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困境，为减少损失，不得不淘汰部分产能，减少养殖数量。这一过程中，许多养殖户的投入付诸东流，经济状况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 “价高补栏 — 价跌淘汰” 的模式循环往复，形成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在每一轮周期中，生猪价格都会经历从上涨到下跌的过程，养殖户也在希望与失望间不断徘徊。例如，在某一轮周期中，猪肉价格因市场需求旺盛上涨，养殖户纷纷扩大养殖规模。但随着新增产能逐渐释放，市场生猪供应量大幅增加，价格开始下跌。养殖户为避免亏损，大量淘汰母猪和仔猪，导致产能迅速下降。当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市场生猪供应量减少，价格又开始新一轮上涨，如此循环。

（二）滞后与失衡：“无形大手” 的困境

“无形大手”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生猪产业供需关系，但调节存在显著滞后性。如同大型轮船转向需要时间和距离，生猪产业的产能调整无法及时跟上市场价格变化。当市场价格下跌、养殖业出现亏损时，养殖户往往不会立即减产。因为他们心存侥幸，期望价格尽快回升，同时，调整产能需要时间和成本。只有当亏损面超过 60%，情况严峻时，养殖户才会被迫采取快速减产措施。但此时，市场已长时间供过于求，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不可避免。

非洲猪瘟的爆发给生猪产业带来沉重打击，也使 “无形大手” 的调控面临新困境。大量中小散户因缺乏有效防疫措施和资金支持，难以抵御疫情冲击，纷纷退出市场。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疫情严重地区，散户数量减少一半以上。这些散户曾是生猪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养殖方式灵活，能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调整养殖规模，起到调节周期的作用。然而，随着他们大量退出，这一调节机制受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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