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能百万目标调控遇阻背后的利益博弈与产业阵痛

一、调控困局：当 100 万头目标撞上 4000 万头存栏

（一）数据鸿沟：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对撞

在生猪养殖行业的宏观格局中，一组数据凸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差距。2025 年 6 月，旨在稳定生猪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产能调控行动正式启动，国家明确提出调减 100 万头能繁母猪的目标，试图以此为着力点，实现市场供需的均衡。然而，现实却给这一规划带来挑战。

自 2024 年 6 月起，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维持在 4000 万头以上的高位，对调控指令缺乏响应。进入 2025 年，这种高位运行态势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连续 16 个月超过 4000 万头存栏，使得调控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截至三季度末，调减进度仅完成 6.5%，产能去化远低于预期，这不仅引发从业者对行业前景的忧虑，也使消费者对未来猪肉价格走势产生担忧。

产能过剩的状况迅速在市场扩散，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2025 年 10 月，全国生猪均价大幅下跌至 11.22 元 / 公斤，同比跌幅超过 40%，创下年内新低。在河北深州，养殖户韩平于 3 月底以每斤 5.4 元的价格出售 30 多头猪，仍每头亏损 400 元。后续卖猪的养殖户处境更为艰难，东北、河北等地生猪价格跌破 5 元，每头猪亏损额超过 500 元，部分甚至达到 600 元。

这一轮价格暴跌使整个生猪养殖行业陷入 “价跌伤农” 的恶性循环。养殖户投入大量资源，却收获惨淡回报，许多人血本无归。而消费者虽短期内享受低价猪肉，但从长远看，产能过剩导致的行业低迷可能影响未来猪肉供应的稳定性与质量，最终损害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政策落地：三重手段遭遇执行瓶颈

面对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国家果断实施 “限扩产、降体重、禁二育” 的政策组合，旨在打破僵局，恢复市场的健康秩序。然而，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

部分企业在政策调控下，表面配合，实际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一些企业通过技术优化提升 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将原本一头母猪年提供 20 头断奶仔猪提升至 25 头甚至更多；同时优化种群结构，淘汰生产性能低下的母猪，提升种群生产效率。这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虽在数字上有所下降，但实际生猪供应能力未减反增。

企业的观望与博弈心态也削弱了政策执行效果。企业不愿主动承担减产责任，心存侥幸，期望其他同行先减产，自身趁机抢占市场份额。这种 “搭便车” 行为在行业内蔓延，导致整体产能去化进程缓慢。加之行业自律机制缺失，对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管，进一步削弱了政策调控成效。这如同拔河比赛，各方缺乏合力，致使市场失衡加剧。

二、企业众生相：头部企业的减产博弈与散户困境

（一）龙头企业：渐进式调整中的战略平衡

在生猪产能调控进程中，头部企业的举措备受关注。其行为对整个行业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以牧原股份为例，作为行业龙头，其产能调控措施精细且成效显著。公司从多方面发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整上，展现出坚定决心与高效执行力。从最高的 362.1 万头逐步调减至 330.5 万头，这一数字变化不仅体现数量削减，更意味着对母猪种群质量的严格筛选。通过有序淘汰低产低效母猪，牧原提前完成 32 万头调减目标，占全国调减目标的 32%，为行业树立典范。

在销售策略上，牧原做出重大调整。自 6 月起，全面停止向二次育肥客户销售肥猪，从源头上遏制二次育肥引发的市场波动，使生猪销售回归正常供需轨道。同时，牧原严格管理生猪出栏体重，持续降低均重，8 月底均重成功降至 120 公斤以内，9 月全月维持该水平，较高点 130 公斤下降 10 公斤。这 10 公斤的变化背后，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精准把握。较低出栏体重意味着更快出栏速度，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供应压力。

温氏股份同样积极响应产能调控，展现独特战略眼光与果断行动力。公司将能繁母猪存栏量控制在 260 万头以内，通过关停全国 7 家低效猪场，实现产能优化。这些被关停的猪场普遍存在养殖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关停后可减少无效产能浪费，集中资源提升整体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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