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业去产能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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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能去化与稳产保供的动态平衡难题 回顾生猪产业发展历程，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始终是影响 “猪周期” 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当能繁母猪存栏波动超过 10% 时，“猪周期” 便会陷入剧烈震荡 。以 2025 年二季度末数据为例，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043 万头 ，仍高于 3900 万头调控目标 3.7% 。这表明当前生猪产能仍存在一定过剩压力，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 在去产能过程中，速度把控至关重要。若去化速度过快，如单季度降幅超过 5%，则可能导致 2026 年生猪供应出现缺口 。一旦供应缺口出现，市场猪肉价格必然大幅上涨，给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反之，若去化迟缓，行业亏损周期将进一步延长。目前，规模场因存在 “赌行情” 心态，主动去产能比例不足 20% 。这种观望态度使得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有效解决，上市猪企负债率不断攀升。统计显示，2023 年上市猪企平均负债率已攀升至 68.34% ，企业面临巨大财务压力。 如何在产能去化与稳产保供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生猪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需要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同努力，加强市场监测和预警，制定科学合理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企业理性决策，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三）中小养殖户退出的系统性风险 在生猪产业去产能浪潮中，年出栏 500 头以下的中小养殖户受到冲击最大。这些中小养殖户在农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贡献了农村 30% 的就业岗位 ，是农村经济重要支柱。然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其面临诸多困境，退出养殖行业压力与日俱增。 中小养殖户面临资产处置难题。一旦决定退出养殖行业，其猪舍和设备处置成为棘手问题。由于猪舍和设备专业性强、通用性差，在二手市场折价率超过 40% 。这意味着养殖户退出时将承受巨大资产损失，许多养殖户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可能因退出养殖行业而大幅缩水。 转产成本高昂也是中小养殖户面临的困境之一。退出养殖行业后，养殖户需寻找新生计，但转产并非易事。转产需进行专业培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此外，转产初期还需资金投入，用于购买设备、原材料等。据估算，转产培训及初期投入人均需 3 - 5 万元 ，这对许多中小养殖户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巨款。 中小养殖户退出养殖行业后面临社会保障薄弱问题。目前，仅有 12% 的中小养殖户能够纳入地方养殖退出补偿政策 ，大部分养殖户无法获得有效政策支持和补偿。这使得其退出后生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陷入贫困。 2024 年数据显示，散户退出后约 40% 的劳动力流向城市零工市场 。这不仅加剧城市就业市场竞争压力，还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进一步加剧农村 “空心化” 风险。农村 “空心化” 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还会对农村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妥善解决中小养殖户退出问题，成为关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协调机制构建：四维联动破解转型痛点 （一）政策协同：从 “碎片化调控” 到 “全链条设计” 在生猪产业去产能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政策协同至关重要。以往，各部门在生猪产业管理中政策往往 “各自为政”。农业农村部主要负责产能调控，从养殖规模、养殖技术等方面进行管理；生态环境部侧重于养殖污染治理，关注养殖场废弃物排放和处理；财政部则在资金支持和补贴政策上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政策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导致生猪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如今，为实现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层面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 2025 年为例，农业农村部在产能调控方面发挥牵头作用，通过制定严格产能调控目标和措施，引导生猪产业合理调整产能。生态环境部强化养殖污染月度巡查工作，自 2025 年起，对粪污处理不达标企业采取暂停出栏检疫的严厉措施 。这一举措促使企业加大对环保设施投入，改进粪污处理技术，以达到环保标准。财政部也积极调整政策，取消出栏量补贴等 “增量刺激” 政策，转而对规模化猪场环保设施改造给予 30% 补贴 。这一转变体现财政政策从单纯鼓励产量增长向注重产业质量提升方向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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