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下生猪产业的转型之路

一、政策 “精准滴灌”：产能调控开启 “质量优先” 新周期

（一）调控升级：从 “量的扩张” 到 “质的优化”

在生猪产业发展进程中，曾有阶段各大企业及养殖户呈现出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态势。以过往几年为例，在具备资金与土地资源的情况下，便倾向于大规模建设猪圈、增加母猪养殖数量，仿佛规模大小直接等同于市场竞争力。然而，单纯聚焦数量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生猪市场供应量急剧攀升，远超实际市场需求，导致价格大幅下滑，众多养殖户陷入亏损困境。

农业农村部敏锐洞察到这一问题，召开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对整个行业起到了警示作用，并为后续发展明确方向。会议着重强调，要严格落实产能调控措施，合理淘汰能繁母猪，适当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减少二次育肥现象，控制肥猪出栏体重，严格把控新增产能。这些举措针对性强，精准解决行业痛点。

从数据层面分析，2025 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达 4043 万头，虽处于 3900 万头绿色区间上限，但已切实感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牧原股份，积极响应政策，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两个季度调减，二季度存栏量为 343 万头，较峰值减少 5.4 万头。这既体现出牧原股份对政策的高度配合，也彰显其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新希望等企业同样积极跟进，明确禁止商品猪流入二次育肥环节，严格将出栏体重控制在 120 公斤。这些企业的行动从源头遏制了投机性产能的扩张，为行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二）二次育肥 “退烧”：政策收紧下的投机模式终结

二次育肥在过去生猪市场中一度占据显著地位。养殖户在猪价上涨预期下，大量购入大猪进行短期育肥，随后高价卖出以获取差价。在 2024 年下半年猪周期上行阶段，二次育肥利润颇为可观，每头猪盈利可达 800 元，吸引众多参与者投身其中。

但随着政策收紧，二次育肥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压缩。诸如广东化州实施 “二次育肥猪禁止开票”、广西推行 “跨省调运需隔离 21 天” 等一系列地方政策，大幅增加了二次育肥的操作难度与成本。运输环节实行 “两点一线” 管控，检疫证明需 “二次申报”，致使二育养殖户补栏成本激增 30%。

养殖户王明便是受此影响的典型案例。他原本期望借助猪价上涨获取高额利润，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盘下废弃养殖场开展二次育肥。但市场形势的变化使其计划落空，他无奈表示：“前段时间刚把圈里的猪卖掉，是赔钱卖的，头均亏损 200 元，忙活大半年最终不赔不赚。” 类似王明这样的养殖户数量众多，部分前期高价囤猪的散户出栏时均面临亏损。

根据卓创资讯数据，2025 年上半年全国二次育肥规模较去年同期缩减 40%，生猪调运量下降 25%。这些数据表明，二次育肥这一投机模式正逐渐退出市场，生猪市场正回归以 “自繁自养” 为主的健康发展周期。

二、成本竞争白热化：头部企业如何筑牢 “护城河”？

（一）技术突围：效率革命重塑行业格局

在生猪养殖领域，技术创新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其中，养殖核心指标 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成为技术竞争的关键衡量标准。

牧原股份通过在品种选育、繁殖技术、营养管理、疫病防控以及环境控制等多环节的协同管理，成功将 PSY 指标提升至 32 头，意味着每头母猪每年可提供 32 头断奶仔猪，这一数据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温氏股份同样表现出色，PSY 达到 28 头，在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相比之下，行业平均 PSY 仅为 20 头。这表明在相同母猪存栏数量下，牧原和温氏等头部企业能够多产出 60% 的仔猪，极大提升了养殖效率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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