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梵：《家禽疫苗的科学应用》采访录

第二多是同一种疾病使用的疫苗毒株多，如在同一鸡群使用的传染性支气管炎(IB)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疫苗毒株在3~4种以上(H120，LDT3，4/91，2886，con株，H52，Ma5，M41)。有些疫苗本身会引起免疫抑制，有的毒株对家禽免疫器官的危害非常大，会导致家禽的整体免疫力下降。目前，在我们国家传染性支气管炎优势流行的毒株QX型已有疫苗生产，但是有些分离株所占比例很小。我们国内有些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里的疫苗毒株，对应型别的现场分离株还没有，根据规范管理是不能使用的。因为这种活疫苗免疫接种后易与野毒发生重组现象，产生新型别的野毒，以致疫病防控更加复杂化。

第三多是同一种疾病在一个生产周期使用疫苗的次数多，如蛋鸡和种鸡的鸡新城疫（ND）、H5型高致病性禽流感(H5 HPAI)、传染性支气管炎均在10次以上。目前，欧美国家的种鸡、蛋鸡针对新城疫普遍实行两次活疫苗免疫——1次在4周龄，1次在8周龄，还有在16周龄——开产前用1次灭活苗免疫。在这方面我们与国际差距比较悬殊。比如，国内某企业对肉种鸡免疫次数接近30次。

所谓一大，就是大剂量使用活疫苗、灭活疫苗，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有的养殖场活疫苗注射剂量达到正常用量的几倍，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无论是活疫苗还是灭活疫苗，过量使用无利而有害，有可能产生免疫麻痹和其他副作用。使用疫苗的“三多一大”现象，是过分依赖疫苗、滥用疫苗的结果。

《国际家禽》：通过科学减负来解决“三多一大”的问题，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刘秀梵：我们提出科学减负，就是要改变“三多一大”的现状，就是要下决心把免疫的病种数、免疫的毒株数、免疫的次数和免疫的剂量降到合理水平。科学减负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要提高生物安全水平，堵起所有可能引发疫病风险发生的漏洞，把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做到极致。一种疾病的流行、传播有三个关键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禽畜群体，若三者缺一则不可能形成流行。而控制传染病首先需要依赖生物安全，其次才是依靠疫苗免疫。目前，我们国家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及管理者仍然持有“细菌病靠药物，病毒病靠疫苗”、“手中有苗，心中不慌”、“一针(疫苗)定天下”等错误观念，这违反了传染病防控的最基本原则：必须在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提高易感禽畜群体免疫状态这三个环节上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控制疾病流行。

第二，必须对家禽群体作规范的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科学减负实施方案的制定以此为基础。按照规范的免疫学检测，既需要看抗体平均滴度又需要要看抗体离散度，虽然平均滴度很高但离散度很大，说明还存在问题。

第三，要对所在养殖场近几年的主要疾病及流行病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并根据连续的病原学监测结果评估主要疾病发生的风险有多大，由此确定科学减负的实施方案。

所以，做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实施科学减负前，必须强化生物安全，规范免疫监测和病原学监测，进行相关疫病的风险评估。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减负就能顺利进行。科学减负就是要把不合理的免疫程序进行优化，把生物安全作为疫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把疫苗免疫作为疫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际家禽》：科学减负会不会带来疾病发生的风险?如何降低这种风险?

刘秀梵：前面已经谈到实施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的前提条件，关键是提高生物安全水平，这一点做好了就不会带来疾病发生的风险。生物安全既包括养殖场内部的生物安全，也包括养殖场外部的生物安全，即养殖场之间的生物安全。同时，还涉及来自不同跨境的生物安全，如国际跨境贸易方面的生物安全，涉及有关检验检疫的法规标准及海关管理问题，有的传染病通过走私肉等途径传播。再比如农场与农场之间的生物安全，涉及有关公共管理、政府相关部门规定以及生物安全教育、社会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等诸多方面。

通常，大型规模养鸡场周围几公里内最好不要饲养其他的家禽。若在其附近有农户放养鸡、鸭、鹅及鸽子等，这对其生物安全来说是一大漏洞，引发疾病传播的风险极大。虽然此问题涉及公共管理层面不在企业自身管理范围之内，但必须协调有关方面加以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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