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为此，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聚焦养殖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为乡村生态振兴建立了良好开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乡村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同年，《农村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典型技术模式与案例》与《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的出台，进一步提升了已有资源化利用支持措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为非规模型养殖场（户）切实参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充分条件。随后，2023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整建制全要素全链条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和《关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先后出台对资源化利用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畜禽养殖废弃物导致的污染问题已得到有效控制。政策要求，充分借鉴畜禽粪污处理经验，协同推进秸秆、农膜等其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进程，强化农业面源污染全链条综合防治。同时，通过建立健全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系统推进资源化利用标准修订以及加强资源化利用重点领域标准研制等措施，实现资源化利用成果物化转化。随后，为进一步激发养殖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增强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及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国家标准委联合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2024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出台，再次明确了粪污等农业生产有机废弃物资源的协同利用。回顾第三阶段，农业农村部作为主要政策印发方的地位并未改变，且更加注重对整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链的协同管理、对环境监测与评估标准的完善以及对跨区域资源调配与合作机制的探索。相较之下，政策的关注点逐渐由规模型养殖主体到非规模型养殖主体、由单一的资源化利用向农业废弃物协同治理的趋势演进，且更加注重环境治理成果的转化，体现出政策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二、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

（一）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演进的动因分析

1、初步探索阶段

1）技术层面。在这一时期，畜禽养殖模式逐渐从传统的分散小规模养殖向规模化养殖转变。然而，与之相匹配的养殖污染治理技术却相对滞后。从饲料技术层面来看，本阶段的饲料配方设计主要侧重于满足畜禽生长速度和产量需求，对于营养物质的精准平衡和利用率提升关注不足。研究发现，普通的商品猪饲料中蛋白质含量常常超出畜禽实际生长需求的27.9%，使得猪粪中的氮含量较高。大量未被吸收利用的氮、磷等元素随粪便排出，成为潜在的污染物。在养殖设施与粪污处理技术方面，多数养殖场的设施简陋，缺乏完善的粪污收集和初步处理系统。传统的粪污处理方式如简单的堆肥处理，由于技术粗放，不仅难以有效控制堆肥过程中的氮素损失和异味散发，而且对于磷等元素的固定效果不佳，容易造成雨水冲刷下的面源污染。同时，沼气池等厌氧发酵技术的应用范围仍较为有限且发酵效率较低，不能充分分解有机物质，未被分解的有机物排放到环境中会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造成水质恶化。此外，养殖场内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设计也较为欠缺，大量高浓度的化学需氧量（COD）、氨氮等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加重了对周边水体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压力。

2）理论层面。早期环境保护思潮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公众开始逐渐关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明显破坏，日益频发的环境污染激起了公众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进而对农业领域也产生了影响。19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发起了“农业清洁运动”，提倡对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进行合理处置。当时，人们发现将畜禽粪污直接排放到河流中会导致河水富营养化、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早在1968年，“公地悲剧”理论中指出，每个个体都希望获取更多可用资源，有限的资源最终会因自由取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由于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最终就会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进而导致整体资源的衰竭，损害公共利益。这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农业领域进行粪污处理，开启了对农业粪污问题关注的开端。

传统农业循环理念的启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对畜禽粪污有着独特的方式和理念。农民通常会将畜禽粪污收集起来，经过简单的堆积发酵后作为肥料施用到农田中，从而形成初始的农业生态循环，即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农作物的产出又为畜禽提供饲料。在资源化利用政策起源阶段，传统农业循环模式为农业生产环节的循环发展提供了借鉴。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循环系统，使粪污从废弃物转变为可利用的资源，提高整个农业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成为早期资源化利用政策制定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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