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令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所长何孔旺研究员又喜又忧。喜的是，去年全省养猪获利106亿元，增幅16.5%，成为农民增收突出亮点。愁的是，效益这么好，苏南和苏中部分地区养猪规模却在急剧萎缩。
去年底，省有关部门组织畜牧专家对这一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结果表明，曾是全省畜牧主产区的苏南五市，近年来受太湖流域环境整治力度加大和土地资源约束趋紧等因素影响，畜牧产业急剧萎缩。2015年底，省政府印发《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年又出台了“263行动计划”，要求各市、县（市、区）政府根据畜禽养殖发展规划、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划定禁养限养区，列出禁养区需要关闭搬迁的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清单，2017年全部完成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以生猪为例，“十二五”期间，苏南五市因环境整治拆除关闭规模养猪场6021家，减少生猪存栏64万头，生猪出栏由2005年的618.5万头减少至2015年的379.1万头，降幅达39%，而且萎缩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通过畜禽禁养区划定和养殖场关停搬迁，促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既能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又能倒逼畜牧业区域布局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政策走了样。由于环保问责力度大，污染治理达标难，一些地方对省下达的关停指标层层加码，随意扩大禁养范围，大幅提高控减指标；有的地方县、乡层层出台补贴政策，按圈养面积、生猪头数发放关停补贴。对不在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政府也动员关停并发放补贴。还有不少地方干脆采取全面禁养、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做法，提出创建“无猪乡（镇）、无猪县（市、区）”的工作目标，把全乡（镇）甚至全县（市、区）全部划为禁养区。据调查，苏州市今年还将关闭608个畜禽养殖场，其中规模猪场542个；常州武进区需关闭禁养区内800多家养殖场，预计全区生猪饲养量将下降一半左右，金坛区需关停或拆迁养殖场354个；江阴市计划关闭养殖场1100余家，宜兴市年内关停生猪养殖场125家。
养猪数量急剧减少，令专家们忧心忡忡。何孔旺对记者分析了三大不利后果：一是保供。俗话说“猪粮安天下”，猪肉价格更是国家物价指数CPI的晴雨表。现在中国的“油瓶子”因为进口大豆已被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如果生猪产业再步其后尘，将成为难以承受的民生之痛。二是增收。去年起全省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亮点不多，后劲不足，生猪产业大幅萎缩令农民增收形势雪上加霜。三是有机肥。猪粪少了，化肥用量必然大幅增加，造成更为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目前这一状况已引起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省农委主任吴沛良在最近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提出，各地要严格按照部、省规定，配合环保部门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既不避重就轻，做做样子，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一禁了之的简单做法，无限扩大禁养区、限养区范围。
既要做好禁养关停工作，又要实现稳定发展，我省畜牧业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发展？专家们提出如下思路：以禁养为契机，推进养殖布局调整，将畜禽养殖空间从禁养区转移置换到非禁养区，支持宁镇丘陵山区适度布局生猪等畜禽的规模养殖，重点在万顷良田、农业园区、规模种植业基地中配套建设适度规模的畜禽养殖场。不少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担心：苏南苏中地区发展畜牧业的环境容量还有多大？这样做会不会造成新的养殖污染？针对这个疑问，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黄瑞华教授摆出一串对比数据：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丹麦，是世界上养猪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猪肉出口大国，全国4.3万平方公里面积、560多万人口，年出栏2500万头生猪，平均每人每年5头左右。而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江苏，2016年出栏生猪2847万头，人均出栏量只有丹麦的1/15。再从猪肉自给率来看，韩国、日本分别为55.5%和47.6%，杭州、宁波分别为50%、40%，而苏南五市平均只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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